推广 热搜: 论文    研究    管理  中国    公布  开通  自考报名 

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益探索

   日期:2021-07-25     来源:www.51gumixiang.com    作者:未知    浏览:819    评论:0    
核心提示:中图分类号:B00;B27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21.05.00341937年十月,艾思奇奉命由上海转抵延安。

注释:

①虽然学界常见觉得斯大林写作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奠定了后来苏联和中国教科书体系的基本框架,但却不可以笼统地将其等于教科书体系;同时因为“斯大林主义”的内涵并不统一,且斯大林的哲学又与其死后的苏联哲学有所不同,故在本文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构建的哲学体系归称为“斯大林哲学体系”。

②这种事例可见于: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撰写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译本由人民出版社于1959年出版);1984年北京大学撰写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肖前等人撰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中图分类号:B00;B27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21.05.0034

1937年十月,艾思奇奉命由上海转抵延安。在延安期间,他不只担任了一系列要紧的与思想政治工作、文化工作等有关的职务,还与毛泽东打造起相当密切的思想关系,时常进行思想上的交流与交流。社会关系和地位的变化使得延安时期艾思奇及其文章的实质功用发生了转变。上海时期的艾思奇是对外冲锋陷阵的宣传战士,他有哪些用途是向当时国统区的广大中间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扩大革命意识形态的群众基础。进入延安后,艾思奇与中国革命的进程愈加紧密地结合起来,成为革命先锋队的思想舵手。他需要依据革命实践和形势的需要,通过哲学的考虑形成和讲解肯定的政治与思想路线,并经由意识形态机构将之贯穿于作为革命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

1941年3月发表于《解放》杂志第126期的《辩证法唯物论如何应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是艾思奇延安时期的一篇要紧文章。这篇文章与当时苏联哲学界的权威米丁的《斯大林对于马列主义哲学的伟大贡献》一同刊载于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解放》杂志上。这篇文章在借鉴斯大林哲学体系①的同时,进行了具备自己特点的内容革新,显现出了鲜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年代特点。这种借鉴他者理论框架下的革新体现了延安时期艾思奇的角色转变及其带来的文风转变。

1、对斯大林哲学体系的继承与借鉴

顾名思义,《辩证法唯物论如何应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一文意在阐释怎么样将辩证唯物主义运用于对于社会和历史的研究当中,具体来讲,就是怎么样用“唯物论的看法”和“辩证法的办法” [1]524研究社会历史的现象和规律。不过,事实上,该文主要着力点在于扼要地讲解、展示一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但,这一体系并不是艾思奇原创,而是有其所本,即斯大林写作的《联共(布)党史简明课程》第四章第二节《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下简称《论辩唯和历唯》)。《辩证法唯物论如何应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的引文就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在该文总共15处引文中,除4处来自马克思与列宁的原著外,其余全部引自《论辩唯和历唯》。而在哲学体系的结构和内容方面,该文很明显地借鉴了《论辩唯和历唯》。

《辩证法唯物论如何应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开篇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是将应用于研究自然范围的辩证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历史范围的结果;而唯心主义者和旧唯物主义者或者因为其唯心主义立场,或者因为其“只能”将唯物主义“应用于自然的研究上,而不可以竞价到社会历史的研究上”,从而是“形而上学唯物论” [1]523,因此最后走向历史唯心主义。艾思奇的这种说法是以物质本体论为基础的:正由于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根本来讲都可以被归结为物质,从而具备本质上的同构性,所以自然范围的研究办法便可以并且应该被运用于社会历史范围的研究。而以物质本体论为基础、强调社会与自然同构性的理论框架,正是以《论辩唯和历唯》为代表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基本逻辑。

“所有社会现象都是社会的物质运动的肯定的表现形式” [1]527,因此人类社会就与自然界一样,其运动变化的规律也是辩证的,即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辩证关系。这种辩证规律不止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更要紧的是,“可以为大家所认识的” [1]530,并且因其辩证性而唯有“用辩证法的办法……来研究社会历史进步” [1]524才能得以让人们认识。所谓“辩证法的办法”包含四个方面:联系的看法、历史的看法、水平互变、矛盾的对立统一。艾思奇对这四个方面的罗列与后来的教科书体系(无论是中国还是苏联)对辩证法的讲解有肯定差异,却和《论辩唯和历唯》中的论述相吻合。

教科书体系并未将常见联系、历史(运动)的看法、水平互变、对立统一视为并列的四个方面,而是将常见联系和历史的(运动的)看法视为物质(包括社会存在)的基本状况,将水平互变、对立统一与《辩证法唯物论如何应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中未有说到的否定之否定并列为辩证法或者事物运动的三大规律。②

而在《论辩唯和历唯》中,斯大林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办法”具备四大特点:第一,“把自然界看作……有联系的统一的整体” [2]117;第二,“把自然界看作……不断运动和变化、不断更新和进步的状况” [2]118;第三,“把进步过程看作……从不显著的、潜在的量的变化到显著的变化,到根本的变化,到质的变化的进步” [2]117118;第四,“辩证法的出发点是:自然界的对象或自然界的现象含有内在的矛盾,……对立面的斗争……就是量变转化为质变的内在内容” [2]120121。斯大林列出的这四大特点正好与艾思奇的四大方面一一对应。这样来看,艾思奇的说法是对《论辩唯和历唯》中相应内容的借鉴。

所以,无论从引文还是从基本理论框架和内容来看,艾思奇在其文章中所阐释的理论体系显然存在着对《论辩唯和历唯》中斯大林哲学体系的借鉴。

2、对客观唯心主义问题的技术遮蔽 然而,借鉴不等于抄袭。抄袭是一字不容易地全然照搬,而借鉴却是在对他人所构建的基本框架采取拿来主义态度的同时,会结合借鉴者自己的具体情况而进行肯定的取舍、增删乃至创造。《辩证法唯物论如何应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一文便是这样,这一点第一表目前其对客观唯心主义问题的技术处置上。

防止错误的社会历史观即历史唯心主义,才能树立起正确的社会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因此,在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有必要讲解历史唯心主义的内涵。对此,艾思奇写道:“唯心论否认社会历史现象是在人的意识以外客观存在的事物,而觉得社会历史的进步是依靠于人的‘自由意志’的活动,尤其是依靠于英雄伟大的愿望。……唯心论者不从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中去找社会历史进步的基础,却要从社会的精神日常,从伟大人物的愿望、思想中去找这基础。” [1]526528而在《论辩唯和历唯》中,斯大林也谈到了唯心主义的问题:“唯心主义觉得世界是‘绝对观念’、‘宇宙精神’、‘意识’的体现……” [2]123。

艾思奇和斯大林各自的论述是有差别的:艾思奇只涉及鼓吹“自由意志”、“伟大人物的愿望”的主观唯心主义;斯大林则将主观唯心主义(“意识”)和客观唯心主义(“绝对观念”和“宇宙精神”)都谈到了。显然,艾思奇有意忽视了作为唯心主义要紧组成部分的客观唯心主义。

这种忽视不是因为对客观唯心主义的无知而致使的疏漏。由于早在1934年《念书生活》连载的《大众哲学》中,艾思奇就批判过客观唯心主义:“又照那宿命论者的见解来讲,世界上的所有,冥冥之中都有一个神灵支配着,所有事物都是这神灵安排决定好了的,所以大家不可以妄想。”[3]因此,忽视客观唯心主义是作者有意为之,是有些放矢的叙述方案。

那样,忽视客观唯心主义会致使什么样的成效呢?会将主观唯心主义凸显出来,使之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对立面,从而成为社会历史观上应该着力批判和克服的错误思想。

“哲学的任务是不只在于讲解世界而更在于改造世界”,并且社会历史观又是“大家改变历史的指南”。[1]525艾思奇的这种理论态度意味着,他在理论上对错误的社会历史观的批判是为了肃清“改变历史”这一活动中错误的实践做派。在当时,“改变历史”事实上就是指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而理论上的主观唯心主义又对应于实践中的主观主义做派。因此,将主观唯心主义作为理论上主要的批判对象,正是为了从思想根基上批判当时中共内部的主观主义做派。

这与毛泽东在《改造大家的学习》中的看法很相近。在《改造大家的学习》中,毛泽东将“主观主义的态度”与“马列主义的态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两相对立起来 [4]315,317,觉得前者是“反科学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办法论,“是共产党的大敌,是无产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表现” [4]317。

如此的相似并不是偶然。《改造大家的学习》是毛泽东1941年5月所作的报告,同时也是整风运动的要紧文献。而《辩证法唯物论如何应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的发表日期与之仅有两个月的间隔,即其写作日期当早于1941年3月,也理应处于整风运动的筹备时期(1938年9月―1942年1月)[5]1。再加上作者与毛泽东有着相当密切的思想交往,《辩证法唯物论如何应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作为一篇整风文献,与《改造大家的学习》有很多相近之处就是事所势必了。

所以,大家看到,《辩证法唯物论如何应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中也号召大家“亲身去参加实践……在社会斗争的实践中去研究社会进步规律,去考验大家对于这部分规律的认识是不是正确” [1]531。同时,它还强调了要在正确办法的指导下进行实践和认识活动。

3、对客观存在的精神现象的突显

《辩证法唯物论如何应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的另一革新点在于:“不论社会的物质现象或精神现象,都是在人的意识以外客观存在的东西。” [1]525这里值得注意的看法是,不只物质,而且精神也可以是客观的。但,斯大林在《论辩唯和历唯》中却没提到作为客观存在的精神,只不过强调物质的客观实在性:“物质、自然界、存在,是意识以外、不依靠意识存在的客观实在。” [2]124

这里作为客观存在的精神现象并非指客观唯心主义的绝对精神,而是肯定年代中的“思想的环境”[1]525。对于个人而言,这种思想环境就像社会物质首要条件一样,不可以够任意选择和改变,因此是一种不以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并且因为其客观存在性而可以发生客观有哪些用途。同是精神现象,思想环境之所以可以超越个人的主观精神而成为一种客观精神,正是在于它是“学会群众的观念或理论”[1]529,也就是说它常见地存在于群众的头脑中。

这种常见性虽然受制于相应的社会物质基础,但同时也发挥着相当要紧的历史用途。“人的生活是有目的有意识的生活”,因此要使“社会的物质生活进步的需要”得以达成,一直需要“让这种需要……形成一种社会的观念、理念”,并使之“为广大群众所同意……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经过有意识的自觉的群众的努力,而推进社会的进步”[1]529。也就是说,社会进步是什么原因归根结底固然是社会物质基础的变动,但这种用途不是直接的,而是需要得到社会精神的中介。为了推进社会的进步,需要将肯定的革命理念从个其他人头脑中的主观精神改变为学会着群众的客观精神。因此,就“需要研究新的意识如何学会群众,动员群众” [1]529。这种强调群众有意识的、自觉的活动是历史变革的直接动力的看法,所扎根的是群众史观。而群众史观又正对立于具备浓厚主观唯心主义色彩、以强调“英雄伟大的愿望”为核心的英雄史观。

为了进行社会变革,除去需要拥有革命思想,还需要动员和组织群众。如此的看法《论辩唯和历唯》也有所说到,但斯大林强调的是:“新的社会思想和理论在社会物质生活的进步所提出的新任务的基础上一经产生,就为自己发展道路,成为人民群众的财富,它们动员人民群众、组织人民群众……”[2]130。这种表述表明:仿佛思想一经产生,就会自动地发生社会用途,自动地学会、动员和组织群众。在如此的叙述之下,由个别先进人物的主观精神转变为群众性的客观精神的进程就被遮蔽和忽视了,自然也就不会号召大家去研究如何让革命思想学会群众的问题。 这种在精神的客观性方面的差别,其根本缘由自然不可以归结为艾思奇和斯大林个人意识方面的高下,而应该到各自文本所处社会关系和历史情境中去找寻。虽然同样是整顿、统一党内思想的文本,但因为各自所在的党所面对的历史环境有所差别,故而产生了叙述方面的差别。在《联共(布)党史简明课程》写作的1938年,苏联共产党已经结实地学会了政权,打造起完整的、有着完备宣传机构的国家机器。因此,革命领袖兼理论导师的思想一经产生,就会自动地通过庞大的国家机器“为自己发展道路,成为人民群众的财富”。自然也就没必要挖空心思地研究如何使群众成为自己理论的自觉同意者。

然而,1941年的中国共产党仍只是局部割据,尚在为完成中国革命、夺取全国政权而斗争的过程中;并且,当时它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当时中国最广大的群众――农民阶级之间还存在着相当的距离。因此,怎么样使我们的思想为群众诚心同意,从而扩大我们的群众基础,成了当时中国共产党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重大难点;再加上其时王明教条主义所致使的不好的影响和紧急损失,作为中国革命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便愈加需要不断强调理论与实践、与群众的结合,号召全党调查研究、学会群众。

4、结语

因为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只能记诵马、恩、列、斯的成语”[4]313,对国内外局势的近况与革命实践缺少具体、深入的认知,进而给中国革命中有来了紧急的害处。因此,1930年代末至1940年代初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主如果针对教条主义展开的,参与其中的艾思奇也是这么做的。

在当时的历史状况和条件下,无论是教条主义者还是艾思奇,他们都同意了斯大林哲学体系的框架。但,框架一直抽象的,故而可以常见地适用于不同历史境况,同时包容不同甚至对立的具体看法。因此,虽然处于相同的框架下,但致力“理论和实践的一致” [1]532、并且拥有中国化意识的借鉴者艾思奇可以展开对作为抄袭者的教条主义者的批判,的确是难能可贵的。抄袭之不同于借鉴,正在于前者将基本框架附于其下、因应特定情况的具体看法一并同意,而后者则会在同意框架的同时有意识地依据自己具体状况而对相应的具体看法进行取舍、增删和创造。具体到艾思奇的《辩证法唯物论如何应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而言,其在借鉴斯大林哲学体系基本框架的同时,有意识地依据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进行了具体方案的调整和创造。伴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步和深化,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一步步地突破了斯大林哲学体系的基本框架,并最后将其抛弃。但艾思奇在《辩证法唯物论如何应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中所进行的借鉴与创造相统一的尝试,仍然在一定量上反映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某些通常特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味着其第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而后才进一步地是中国化。也就是说,在维持肯定外来的通常性原则的同时,因应中国当地具体的实践问题而进行具体的内容调整和革新。或者用艾思奇在《论中国的特殊性》中的话来讲即是:“在不变的正确基础原则上的新的理论和事业的创造……”[5]1在这里,哪些通常性的外来原则需要维持,哪些具体的内容需加调整和革新,这部分在本质上受制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视线和实践活动。因为理论视线的扩展本身也是在实践活动的推进下进行的,故而实践活动在这里起到了最后的决定性用途。

因此,根本来讲,作为“马列主义的常见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4]312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论从其动机、进程还是结果来看,都是一个实践问题,而非单纯的思想理论问题。所以,它所需要的不应是在思想范围将马克思主义与某种产生、流传于中国的传统思想进行嫁接,这事实上是把两种抽象框架强行糅合在一块,会使马克思主义陷入单纯思想的泥沼中发生畸变甚至消解的危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第一具备实践意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框架和原则去研究和解决中国社会和人民的具体实践问题,进而在具体实践中产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上来讲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和实践化,即经由实践而使抽象在与具体的统一中得到升华。

 
打赏
 
更多>同类资讯
0相关评论

推荐图文
推荐资讯
点击排行
网站首页  |  关于我们  |  联系方式  |  使用协议  |  版权隐私  |  网站地图  |  排名推广  |  广告服务  |  积分换礼  |  网站留言  |  RSS订阅  |  违规举报